(17)石东坡：《论当代中国立法学学科建设问题》，《立法研究》(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关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立法的研究 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化等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对于新时代立法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人大主导立法为主题的论文已有130篇。

这种研究范式使得立法学几乎成为一种规范立法学描述立法学或立法解释学。因此，我们必须大步赶上，大力加强立法理论研究，抓紧探讨创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法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1988年，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出版《立法学》。(40)[日]高山佳奈子：《政治主导下今年日本刑事立法》，谢煜伟译，《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第9期，第138-152页。

在这一过程中，我感觉有些问题是在讨论不同领域的法律草案时多次重复提出的。论文谈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立法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立法学日益受到法学界和实践工作部门的重视。但行政法并未将这种行为合法化。

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性规定仍不能阻止立法者制定不合理之犯罪与刑罚规定，法益理论就更不可能对立法者形成约束。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此后，部分学者在关注刑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到犯罪相对性的观念、刑法的不完整性观念、刑法经济观念、刑法手段的最后性观念等刑法谦抑性原则内容，但都未涉及法益保护原则。何况，相对于发达国家普遍将酒驾入刑，我国的交通犯罪立法已经足够自制和循序渐进。

例如，刑法对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本质上是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另一方面也说明多数情况下人们真正面对的其实是解释问题而非立法批判问题。

他们倡导一个‘传统的法治国刑法,但这也正是其受到批判之处,因为刑法从未以这样的形式存在过。再如，我国某科技工作者擅自进行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而现代刑法，除了保护个人法益，还需要体现刑法的秩序建构功能和安全塑造功能，并维护国民对该制度体系的信赖。就历史的角度来看，法益概念导入刑法学，原本是为了防止犯罪概念的不当扩张，拦堵非个人概念的宗教教义写进刑法典，并透过国家权力确保个人自由，维护个人权利，具有自由主义的色彩。

所以，刑事立法者,在此非谦让抑制不可。笔者赞成部分情况下集体法益是可以还原成个人法益的。当然，能否认为其与法益理论暗合？这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了。因此，司法机关只有明确了刑法各条文的保护法益，才有可能在解释论上得出合理的结论。

第四，《药品管理法》修正后的问题。正因如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2008年的乱伦案判决中，多数法官在第39行及以下解释道：‘对所追求的目标，由于宪法的原因，刑法规范不会被逾越比该目标要求更严格的限制。

更重要的问题是，刑法规定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犯罪，其目的往往在于维护某一种制度或者秩序。并进而认为，从刑事立法看，有些条文变化有过度回应社会民意和政策诉求的嫌疑，比如，危险驾驶罪中的超载与超速入刑、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的厘定、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罪的医闹与上访入罪、虐待被监护人员、看管人员罪的立法规定等……有学者认为，若保护的对象抽象得无法让人把握，则该对象也不能被看做是法益。

因此，未来人类即子孙后代被主流刑法观点认为应纳入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主体的范围。哈森默认为，刑法上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表面上看保护的是公共健康，但将侵犯这种法益的行为犯罪化实际上是一种家长主义的作风，没有考虑到那些没有参与其中的个人。这一概念认为，法益是存在于宪法之后、刑法之前的概念。第三类概念，需要解释者结合该条款的立法宗旨、规范目的等因素进行解释，其结论自然也可能不同于其他法律的相同概念。因此，其法益是人给它们造成的痛苦。这种意义上的法益概念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法益概念、实质的法益概念或者批判立法的法益概念。

不道德的或者值得谴责的举动本身，还不能作为认定成立法益侵害的根据。由此带来的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重刑化等现象，与传统刑法理论所理解和坚持的法益保护原则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落差。

三、法益解释规制机能：祛理想化 与颇具争议的法益立法规制机能相比，法益具有解释现行法的机能在刑法学上甚少受到质疑。……第三，社会公众犯罪化诉求的理性过滤。

而法益保护原则并没有他人的限制，自我损害亦可包含在内。立法和理论上经典的表述就变成XXX这种利益是现代社会中特别重要的利益，所以对他进行侵害或使之危殆化的场合，使用刑事处罚这副猛药就是正当的。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14年5月8日的判决中也指出：基于刑法规范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宪法上的原因，刑法规范并没有被以超越比例原则为基础更严格要求的限制，这些目标从刑法法益理论中并不能引导出来。问题在于，非犯罪化运动并不起源于德国和欧洲大陆，而是起源于罗克辛教授自己也承认的法益概念毫无影响的英美等国。这就使刑法处罚这种行为并不违反法秩序的统一原则。而刑法中的卖淫概念，目前仍应限缩为进入性的行为，并不包括手淫等接触性行为。

但问题在于，立法者在经过判断之后,将某些利益通过（刑事）法律保护起来,而这些利益就上升到（刑法）法益的高度。若保护的对象抽象得无法让人把握，则该对象也不能被看做是法益。

于是，集体法益在现代刑法的发展中获得了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但指望法益保护原则成为这一镣铐，则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象征性立法就成为重要的立法课题。但是，其一，立法者立法时必然着重于整体性思维，考量某一行为对社会整体的危害程度而不会思考其具体侵犯的是某一个人利益。

并非所有的集体法益都可以还原成个人法益，在集体法益与个人法益并存时，应通过优越的利益原则、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等实现对行为的准确定性。侵犯自身人格尊严的行为，并不属于法益侵害。我国张明楷教授也提出：（1）不能将单纯违反伦理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立法并不由理论学说所限定。

集体法益，不同的文献或者表述为整体法益、超个人法益、公共法益、社会法益等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以法益侵害说为根据确定刑法的处罚范围与界限,可以使处罚范围适当、使处罚界限明确。

毕尔巴模的观点此后得到宾丁和李斯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但罗克辛认为，禁止虐待动物的命令首要的并不是想照顾我们的感情，而是想使动物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例如，《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事实上，采用宪法性法益概念，也可以完全致力于其解释规制机能。